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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展望-作者陶思明
信息来源:陶思明    阅读次数:4975    发布时间:2013-07-31

 

 


 

《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书讯

我们的幸福人生和祖国的繁荣昌盛及其未来发展潜力,都须臾不可离开自然的基础。自然保护区呵护仅存无多的代表自然价值高度的地理空间,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文明理念的生动体现,但在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冲突中,也常有困惑甚至危机重重。据此,书中主要讨论了自然保护区的历史使命和生存战略问题,通过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建立自然保护区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学及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等广泛领域的密切联系,试图在全社会唤起更充分的保护自觉和自然保护区文化认同;揭示自然保护区以自然为本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社会中“人”在捍卫自然生态利益上的局限性,认为以实现国家保护目标为导向,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思想和决策方向,始终追寻有利于落实保护的管理制度和措施,既坚守生态底线不退缩,也努力争取更和谐保护,寻求保护的软着陆,自然保护区事业则有望在曲折前行中展现乐观的未来。书后附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表,三区面积、所在地、主要保护对象等基本信息更为详细。本书适合各级政府经济发展、自然保护、公共服务、财政支持等部门,国土规划、产业布局、区域发展、资源环境等研究单位,以及涉自然保护区法规政策制定、开发建设审批管理、三农及社区工作、公众传媒、环保志愿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和广大自然保护和保护区工作爱好者阅读参考。

    书名: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

作者:陶思明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

定价:128

ISBN789-7-03-035872-1

下载的内容简介和目录

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 

Our Future Vision of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A Review of Historical and Existing Strategies

内容简介:本书阐述自然保护区历史使命和生存战略基本问题,试图建立保护区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学以及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等广泛领域的密切联系,认为大力增强社会各界和广大公众对保护区多种功能的更全面了解,积极发展公民参与决策,永存人民心中的自然保护区,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揭示保护区以“自然为本”的本质和“以人为本”社会中“人”在捍卫自然生态利益上的局限性,认为每个保护区的每一天差不多都受到经济利益的觊觎和挑战,必须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思想和决策方向,以实现国家保护目标为导向,真正管住有明显危害的开发建设活动,真正避免人主动施加的不可控威胁,解放自然力,确保自然对策最大化,才可能展现自然保护区事业乐观的未来,这事关当代人的幸福和民族的未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本书可供各级政府经济发展、自然保护、公共服务、财政支持等部门,国土规划、产业布局、区域发展、资源环境等研究单位,以及涉自然保护区政策法规制定、开发建设管理、社区工作、公众传媒、环保志愿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等阅读和参考。

本书目录:

第一编 历史使命

永远的自然生态利益

1.1 从人与自然关系看

1.2 从国家重视程度看

1.3 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看

1.3.1 自然模式

1.3.2 世界大保护

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的表白和象征

2.1 从实践活动看

2.1.1 历史的脚印

2.1.2 新中国的发展

2.2 从已有规模看

2.3 从显现效果看

全民受益的公共服务

3.1 从生态系统服务和价值评估看

3.2 从人的生存保障看

3.2.1 金子不能当饭吃

3.2.2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3.2.3 生命之水

3.3 从人的全面发展看

3.3.1 研究教学基地

3.3.2 精神文化家园

3.3.3 户外教育窗口

3.3.4 交流合作平台

社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基地

4.1 从自然保护区与社区交加共存现状看

4.2 从对区社关系认识的变化看

4.2.1 早期对社区的排斥

4.2.2 走向合作

4.3 从建设和谐区社关系的实践看

第二编 生存战略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思想和决策方向

5.1 从保护区以“自然为本”的本质看

5.2 从保护与发展的现实矛盾看

5.3 从对利益冲突的应对看

5.3.1 局限性与危险性

5.3.2 变革图存

始终追寻有利于落实保护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6.1 从优化政府行政管理看

6.1.1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6.1.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行政管理权

6.1.3 公民参与决策

6.2 从构建与发展的协调性看

6.2.1 机遇与挑战

6.2.2 不能突破的底线

6.2.3 和谐保护

6.2.4 经济利益补偿

6.3 从形成适应性工作理念看

6.3.1 价值本原

6.3.2 维护自然性

6.3.3 威胁管理

6.3.4 自然保护区文化

参考文献

附录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表

 

《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节选1



1  永远的自然生态利益



长期来,由于人类利益的高度膨胀,也即奉行只关注人类自身及其短期利益、忽视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物圈整体及其长远利益的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思想,极大地损害了作为生命支持体系的自然生态的利益,导致天然森林、草原、湿地等分布地域大幅度收缩,数量显著减少,质量严重下降,河流、湖泊、海岸带等生态系统更是被高度异化,加上污染损毁等,失去大量生存环境的野生生物物种越来越多地走向濒危或加速灭绝,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土地退化、资源紧缺、极端灾害和环境污染,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发展前景亦普遍表示担忧。建立自然保护区,就是首先要从地理空间上具体地限制人类利益的继续盲目扩张,预防最基本的生态底线不被突破,并极大地张扬自然生态利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谐共进。由此而发展自然保护区事业,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不仅具有必然性、时代性,而且具有历史性、继承性;不仅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事情,而且具有广泛关联性、世界性;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崇尚自然、建设幸福家园的重要实践活动,而且上升到国家意志和国际社会的共识,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法积极推进促成,保障一系列崇高目标的充分实现,其永远不变的价值目标和伟大历史使命就是追求并呵护最大的自然生态利益。自然保护区事业,是人类全面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高扬“自然生态利益中心主义”旗帜,有效缓解人威胁、防范新的开发破坏,使其惠及人类世世代代的生存发展,是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管护自然保护区的最终落脚点,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价值观,也是自然保护区的基本社会定位。



1.1  从人与自然关系看



地球是太阳系中惟一能支持生命的绿洲,现今生活着种群数量达70多亿个体的人类,曾有预测说世界人口2012年将达到70亿的规模,实际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宣布2011年10月31日即达到70亿。我们荣幸地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星球,享受着生命的快乐,同时也关注着孕育、呵护、保障生命安全和生活幸福的地球生命支持体系。联合国统计显示,世界人口从10亿增长到20亿用了一个多世纪,从20亿增长到30亿用了32年,而从1987年开始每12年就增长10亿,人口激增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激增,粮食、水资源、宜居土地的供给将承受更大的压力(新京报,2011.10.31)。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地球上除了人类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不计其数生生不息的野生动植物,也和人类一起分享生存空间,无论陆地还是水体,到处都有它们的家园。野生动植物不仅和人类共同组成地球生命世界,而且通过构建各种功能强大的生态系统成为人类生存的支柱,它们是地球所有特征中最复杂、最活跃和最富于变化的因素,和各种地质地貌、自然现象相结合形成生物圈,通过共同的代谢活动并以物理和化学的形式与大气层、地层和水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存环境。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人工难以模拟的生命支持体系,自然世界因此而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背景和基础,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依存,幸福的家园。地球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的适于吸入的空气、可饮用的水源、肥沃的土壤、高产的农田、富饶的海域、适宜的气候以及其他各项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态系统服务,都充分显示了生物体的作用。 从根本上决定了物种、遗传资源、生态系统不同层次上的生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在城市还是农村,作为政治家、科学家还是普通劳动者,都完全依赖于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无价服务,这包括从清洁的水到丰富的食物,从风暴防御到文化认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首席科学家Jeff McNeely)等所有的东西,人类的理性也深深根植于地球。



生命共同体



地球是包括人类和各种野生动植物在内的生物共同体的共有家园,并因为有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生态服务和产品,人类才得以兴旺发达。人们常说“大地是母亲”,“我们是自然之子”,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诠释。然而茫茫宇宙只有1个地球,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合适的地域空间,自然万物的展现、生存和发展,也需要合适的地域空间,并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必须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环境条件。地球本身虽然是行星,处在不断运动中,可是地球的大小尺寸、赤道与极地是衡定的,地表海陆构成、各种不同的气候、自然景观等,也基本是常数,因此地球上可供生命生存的空间、各种生命支持体系和整个生物圈的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熟悉的土地、土壤和各种状态的地表水、地下水、天然植被等自然物,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对自然生态系统来说则是有机组成部分。没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无从构建人类社会的大厦,但生物圈基本构成要素会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而发生巨大变迁,自然生态系统一旦崩溃,届时遭殃的不仅是自然,最终人也会被一起埋葬。这使地球生存环境首先是地理空间和生命支持体系,在人类开发利用与自然生成展现之间的合理处理,成为现代社会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科学家和勤劳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地球形成已有46亿年的历史,而人类充其量不过几百万年时间,许多生物物种都比人类出现的早,并为人类诞生进行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准备工作。过“后来者居上”,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水土资源相对于优势物种的人类的占有并作劳动对象和发展资源,始终都处于被动地位。当着人类社会按照人的需求和主观意向大量用地球水土资源地理空间,并通过生产劳动进行一系列实质性开发、充分利用甚至加以显著改造,让高山低了头、使河流改了道、普遍以人为性代替自然性、到处都“旧貌换新颜”的时候,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模式就被高度压缩、破坏了,人类兴旺的背后是许多野生生物的加速衰败,并最终动摇人类生存基础。当代许多制约经济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由此而产生,不同地方的人们已经相继感受或饱尝了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带来的巨大痛苦。


虽然从发生学、生态学观点科学地看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和水土资源地理空间,人类及其经济社会体系,永远都只是自然界的一个子系统,以自然为存在基础、展开条件并包含于自然之中。人类归属于地球,生态权利优先于经济权利,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理解自然之生命和力量的历史,对自然的科学理解和有效维护,尊重生态原理进行的资源开发利用,保障人类的基本生存。或者说无论人的主观能动性多么积极并富有创造,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相对古老的自然界来说有多么的强势,经济建设是多么的活跃,社会经济体系多么庞大,人类文明成果多么辉煌,但都不能离开“自然”这个基础而孤立存在、独自发展,它们的基相永远都是朴实而博大精湛的大自然,这是科学的认识论、人地观,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但是,从人类一向所持有的主观意向、能动性和影响力现实地看,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展现区域、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构成要素,不论是其被动性从属地位(如只要人类有用便被首先用来满足人的需要),还是质量(自然特性常常为人类活动所改造、控制、胁迫甚至毁灭)以及空间局(越来越破碎而不完整)、数量规模(自然生态系统不断被瓦解、自然生态区域越来越少)等,已经在很多地方反而表现为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统领下的一个子系统,包含关系颠倒了,自然区域的基相似乎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类社会。这虽然是表象,但也是人们可以经常看到的现状,甚至有人也居然认为自然生态本来就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对“自然”多有颐指气使。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评估,我国“95%的可居地已住满了居民,留给野生动植物的地方已经很少了”。 如果我们还不能深刻警醒,采取可行对策积极加以改变,任由延续这种情况甚至使问题日趋严重化,必然进一步化地球生态系统的安全格局和未来走势,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对子孙后代的承诺将不可实现。


这绝不是自设命题,也绝不是危言耸听。们放眼望去,大地上不仅自然条件适宜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广阔区域,早就被彻底改造成了主要或只为经济社会发展等人类现实利益服务的耕地、牧场、渔业水域、经济林区、乡镇村庄、住宅区、采掘区、工业区、城市建成区和水利水电、交通运输设施等生产、活空间,而且,那些自然条件严酷的地带,不适宜人类生产生的地方,如高海拔地带、陡峭山野地带、大漠戈壁边缘地带、干旱缺水或地质灾害易发地带、洪水泛滥地带等,也有人类长期定居和生产,到处都深深打上了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烙印,大家公认已经很少有未曾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自然区域。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在人类看来合理的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和工程设施建设等对大自然和野生动植物而言就是桎梏,就是破坏自然法则和生态进程,就是生命的终结,更不要说那些连人类自己都认为会使区域生态更加不平衡、自然产出和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大为减少,甚至导致产生生存安全新威胁的不合理开发建设活动了。因为仅从人类本身及其现时经济利益最大化出发,不受任何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约束的、吃干榨尽式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居高临下式强度干扰自然生态系统,是以大量蚕食、侵占、破坏其他生物生存繁衍条件为代价的,大地上森林草地、河湖水系、洲滩沼泽等自然生境及其野生动植物、原野山川、风景名胜等自然的组分越来越少,久而久之就会使生物多样性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大幅度收缩,越来越多的物种因生态系统瓦解、适宜生境丧失而失去栖居之所。今天野生动植物的种群数量濒危就是明天的物种灭绝,今天区域生态的破坏、生态系统的退化就是明天的各种生态灾难、环境危机,这是经济、社会和道德、美学的综合性悲剧,显著降低了自然世界的价值量,我们赖以为生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在未来永远也无法达到某些价值高度了,人类对自己的前景深感忧虑。


以物种灭绝为例,据估计当代物种灭绝速率大约是地球典型历史时期物种灭绝速率背景值的100至1000倍, 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由于人类动引起的人为灭绝,比自然灭绝的速率至少大100倍。我国是普氏野马、麋鹿的故乡,但现有种群从国外重引进的人工圈养驯化种,正在做重新回归自然的努力。华南虎、东北曾在我国广泛分布,解放初期还被作为有害动物进行捕杀,湖南湘西1950年前后就组织过专业打虎队,打虎40多只,据可查资料统计整个1950年代,全国至少猎杀了3000只虎,大部分是华南虎,但目前虎的分布区已大幅度退缩、数量锐减而虎迹难寻。扬子鳄曾广泛分布于江中下游地区,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分布区已十分局限,数量急剧减少,且适宜生境范围越来越小,拯救困难。我国也是朱的重要分布区,20世纪30年代时15个省(自治区)有分布记录,到1981年时只在陕西洋县发现有7只幸存,而比这糟糕的是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家的野生相继灭绝。曾有专家撰文介绍我国20世纪灭绝的10种野生动物, 包括新疆虎、普氏野马、塞加(高鼻)羚羊、台湾云豹、直隶猕猴、白头鹳、豚鹿、小齿灵猫、镰翅鸡、冠麻鸭,读来使人感到有些物种的灭绝仿佛就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如普氏野马,据介绍1957年还在甘肃肃北县野马泉一带捕获过1匹,但很快野马野生种群就绝灭了,现在新疆卡拉麦里、甘肃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和甘肃武威濒危动物研究中心的普氏野马,都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国外重引入人工圈养种群后繁育的。赛加羚羊20世纪50年代在新疆噶尔盆地北塔山一带、甘肃马鬃山地区及内蒙古西部还有分布,也很快就绝迹了,塞加羚羊角是一种重要药材,后来不得不从国外引进种源育扩群。也有许多植物种相继被列入濒危、灭绝行列,调查显示普陀鹅耳枥、峨眉拟单性木兰等,野外自然群落存活个体只有1株、几株、几十株,可持续生存力已十分微弱。


在漫长的自然史和生物进化历程中,物种原本有兴有衰,有生有死,从来没有停止过演替变化,生命的长河表明地球已经有过6次大的绝灭速率很高的物种灭绝事件。但当今世界许多物种出现非自然原因而加速灭绝的巨大变故,有生育能力的生物不能传宗接代,濒危物种名单越来越长,则和人类对水土资源过度经济开发利用直接相关,剥夺了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或适宜生境,这是生物多样性以空前速度丧失的最主要原因,其次还有对生物个体的采猎等。根据生态学原理,自然生态系统是一张生命之网,每一个物种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因而物种是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并在其中发挥某种功能和作用,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生态系统才变动不居、生生不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服务功能。一个物种短期内的人为濒危、灭绝,绝不是物种本身的孤立事件,而是表明在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下,生态系统自然模式被不断打乱,生物群落不断贫化,导致演变中的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出现紊乱甚至大幅度变化,物种没有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包括栖息地毁坏、食物链断裂,那就只能以自我消亡而告终。物和生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物种的人为灭绝破坏了生命之网的完整性,反过来又影响到生态系统复杂性、稳定性适宜生存性以及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弹性等整体功能,进而又导致其他物种的消亡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功能不可逆转的劣变。由于野生生物的衰减,人类从自然环境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已经大大减少,因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自然产出随着生物的衰减而衰减,这种变化和影响最终也都会反馈到人类社会及其经济体系。如鲟鱼远距离洄游习性,首先要求生存空间的完整性,河流上下游和河海之间洄游通道是通达的。如果鲟鱼自然生存没有问题,表明与其有关的自然环境也还比较好,生态系统仍然会有丰富产出,如清洁、丰沛的水资源、丰富的渔业资源等,人们对此当然是乐见其成的。


中华鲟是长江水系中有代表性的大型洄游性鱼类,在长江上游及金沙江产卵繁殖,在海洋中长大。现在中华鲟的洄游通道被一个个水电大坝工程阻隔,中华鲟不能溯江而上到达传统产卵江段,除在葛洲坝下形成一处自然产卵场外,人们欲通过人工繁育放流实现物的延续。白豚是长江水系中有代表性的珍稀哺乳类动物,在生物进化史上与大熊猫具有同等价值,但其赖以生存的水域人类活动压力持续加强,河流生态系统自然性持续恶化,保护越来越难,甚至被宣布为功能性灭绝。它们都是长江水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和长江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生物,其生存状况是评价长江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性及河流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 巧合的是,长江水系中不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白鲟、达氏鲟濒临灭绝,二级重点保护物种江豚、胭脂鱼等,种群数量呈现迅速衰退的趋势,而且许多经济鱼类的可持续产出也难以为继了。被誉为“长江三鲜”之一的鲥鱼于几年前绝迹,野生河豚几近绝迹,刀鱼也离我们越来越远,过去一网下去能捕50kg,如今江苏全省最大的某“捕刀村”48条船作业20天时间,平均每天只能捕到刀鱼10kg。 而现在已经很难捕到,半天也捞不上两条,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2012.4.3)曾感叹:“长江刀鱼限捕10年仍面临灭绝,最贵每斤8000元”。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年野生鱼苗径流量,20世纪50年代多达几百亿尾,1997年35.87亿尾,2003年只有4.06亿尾, 2004年至2006年的平均发生量仅为2003年前的10%,2007年长江监利断面监测到“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已不足三峡工程蓄水前本底的3%。长江口的底栖动物,1985年观察到126种,2002年减少到52种。长江水生生物链上、中、下端的物种多样性正处于全面衰退之中,表明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已因开发、利用、污染过度而受到极大破坏。 长江有专业渔民10.4万人,但渔业捕捞产量近年来已降到10万吨左右,不足最高年份产量的1/4,而且捕获物呈种类单一化、个体小型化、低龄化趋势。这无疑对长江渔业经济和渔民收入有重大影响,也会波及到市场供应和更大人群的生活,而长江河流生态系统旱、涝灾害频仍、水体污染的影响面就更大了。



以自然为基础的经济



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之前,其生产和生活资料完全来自自然界,野生动植物是人类的食物和用品来源。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和文明推进,特别是现代工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和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已经使今天的人类社会对野生动植物的依赖程度显著降低,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甚至须臾离不开野生资源。如前述“四大家鱼”以及许多水产品,现在虽然主要靠人工商业化养殖供应市场,但需要不断补充野生种质资源,以解决人工养殖品种性状退化问题等。同时,人们也从来不排斥对有优势、有特点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继续利用,除有利用传统的种类外,还不断发现新的有利用价值的种类并将其资源化。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其有些地区,野生动植物仍然为许多人提供着生活来源,人们消费肉类的多一半来源于野生动物,如据报道马来西亚一些地方人食物中67%的肉类来自于野生品,利比亚人消费肉类的75%来源于野生,而且在那些不贫困甚至很发达的国家,野生动植物作为药物、天然食品、装饰品、狩猎纪念品、工艺品、毛皮羽制品和宠物等,人们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回归自然、崇尚自然等名义下大有继续增加的趋势,通过合法的、非法的渠道在国内外市场上大量进行着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国际社会有通过贸易管制来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缔约方已从1975年7月1日公约生效时的10个国家发展到今天的176个国家,也有科学界慎密编制的揭示物种生存状况以便警示人们采取有效保护对策的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名录。现在,CITES附录物种(对因国际贸易而有灭绝风险,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管制贸易进行的物种)和IUCN濒危物种名录不断加长,前者已有约5000种动物和28000种植物(2004年)被列入(其中涉及我国物种约2000个),后者已有5274种脊椎动物和8321种植物榜上有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物种生存变化与人类生产、生活的相互影响。


经济的中心环节是生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或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生产劳动过程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生产活动是在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持续进行,是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自然界不仅以其多种组份作为物质要素和保障条件参与了生产,而且是整体地与人类协同完成生产过程,这种情况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农作物和畜禽产品的生产,是农用动植物品种在自然环境中按照大自然的节律生长和繁衍的,包括土壤、水分、营养、光照、气温等,完全有赖于生物多样性提供的诸多生态系统服务,才可以完成生活史并达产品标准。生态系统服务使土壤得以形成,肥力得以保持,水土流失得以控制,养分得以循环,水源得以涵养,水质得以清洁,废弃物得以处理,作物得以授粉,虫害得以减轻,或牧草得以茂盛,被捕食者得以滋生,水陆各种生境和区域性小气候得以优化、稳定等。因此,农业生产是自然生态过程和人的目的性、适应性活动交织在一起共同进行、共同完成的,农业生物的来源、繁衍、生长、发育、成熟,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天”、“地”、“生”,不仅要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后盾,与气候及其季节变化节律保持一致,更要得到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有力支持。对于农业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人们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拔苗助长,只能建立在自然大环境的基础上,通过掌握和顺应、利用自然规律获更大自由,更好实现主观意图,这就是自然的力量所在。同时,农用动植物品种也不能单调或老化了,需要不断从大自然得到新的种类或传资源的补充,才能保持旺盛的生产活力,人们从主食、菜肴、果品到衣着、医药、日用品等基本消费也才能更加丰富多彩。这就要求必须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与活力,以便为人类安身立命的物质生产、消费乃至精神愉悦等,提供更加全面、充盈的服务。


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与墨西哥、巴西、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秘鲁、南非、委内瑞拉等国家一起,被称为“生物多样性大国”。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而且大部分人依然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大国,我们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依赖于水土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本。我国国土面积中,农用地面积达657万km2,耕地年产粮食5亿多吨,还有大量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产、工业原料和上万种中药材等。这些凝聚自然之力和人工物化劳动的生物性产品、农产品等,是我们庞大人口的衣食之源,其发展都离不开自然的基础。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那么这些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食物和其他农产品,其发生、发展则是以大自然为“天”的,这面“天”的情况及其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们食物的生产。如果物种灭绝,生物资源匮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严衰减,旱涝等自然灾害频仍,粮食等产业达不到一定的经济目标,就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基本生存和幸福安康。农民种地期盼土地肥沃、风调雨顺、丰产丰收,但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及其引发的生态恶化,会使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功能紊乱、缺失,导致肥田沃地成为瘠薄甚至不毛之地,土地生产力显著下降,农作物病虫害增加,产量降低,还会出现极端的干旱、洪涝、冰雪等天气,酿成绝产绝收。人们都向往鸟语花香、山清水秀、峰峦浑厚的自然美景,但自然美景很容易在资源开发利用、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破坏,降低其价值量甚至灭失。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仅物产饶,而且能常用常新,但生物多样性很脆弱,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或生成有许多限制条件,很容易被人类永无止境的需求所耗竭,打乱脆弱的生态平衡秩序后,即便可再生资源也无从再生了。


人类过多的地理空间占用、无数不负责任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虽然建立了庞大的城市社区和工业生产场地等人工生态系统,但同时构成对自然世界的巨大威胁,生态平衡失调,环境质量下降,物种濒危面扩大,自然物产减少,灾害增多,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生存及其经济社会体系的各项服务,正越来越远地加速离开人们的目标值,人类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如何走向包含关照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科学发展,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在发展中保护和恢复关系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自然基础,使每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举措,都能成为大山真心欢呼、河流真心歌唱的善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强烈要求,也是我们时代有更高生态自觉的标志。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发现,全球大约60%的生态系统服务质量下降或正在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至少25%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渔业资源遭到过度捕捞,25%淡水资源的使用已经超过了长期供水的限度。同时,一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加强常常导致其他生态系统服务质量的下降或缺失,如通过广泛地使用化肥增加粮食产量的同时,会导致水质下降;扩大耕地、工矿、人工建筑物、构筑物和城乡建设等用地面积,会使更多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另据调查,我国生态系统有40%处于退化甚至严重退化的状态,生物生产力水平很低,已经危及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15%~20%的物种受到严重威胁,遗传多样性大量丧失,相当数量的携带宝贵农作物种质资源的野生近缘种,其生境受到严重破坏。如海南岛20世纪60年代有野生稻200 hm2 ,但由于开垦、养殖、放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目前面积已经锐减,有的分布点不复存在。海南和广东的普通野生稻,原来1182个分布点的80%已消失;药用野生稻分布点保存下来的只3%~5%;疣粒野生稻12.9%的群落灭绝,83.9%的群落处于中度和重度干扰之下;袁隆平院士用于水稻杂交育种的“败野型”野生稻,在其原生地三亚1也没有(海南日报,2008.5.22)。



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



人类早已真正进入了“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辉煌时代,然而就在我们开启太空旅游、克隆生命高科技时代的时候,大家普遍对人生最基本的问题即本身的生存环境表示极大担忧。因为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代表的人工生态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不断取代,高科技的全方位发展,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人们已经可以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外生活,而是依然生活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对自然界生命支持体系各种要素、自然产品和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等,仍旧有着强烈的需求,须臾不可简化或缺失。人类未来的健康,也仍然取决于空气质量、水和土壤的数量、质量以及与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微生物的平衡关系等。如果连清洁的空气、充足的水源、安全的食物这些维持生命体系的最基本物质都成为稀缺资源甚至不能得到了,人类社会的大厦将会因自然基础的这些巨大变化而坍塌,根本谈不到什么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国许多城市空气质量欠佳,平常人们多有评论,通过全社会节能减排、提高排放标准、改变产业结构等措施大力治理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始终是政府着力要抓好的一件大事。但2003年防治非典型性肺炎(SARS)期间,医疗机构一再提醒呆在屋子里的人们要多开窗户多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也很少有人再去评论室外空气好不好了。这表明,和自然本底及其效用相比已经受到污染的空气,即便其质量不太好,但因基础组份仍然是自然的,开窗通风不断更新室内空气,可起到配合治疗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告诫我们人类无论多么出类拔萃,社会经济体系无论如何扩张发展,技术手段无论多么高超先进,大自然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即便疗伤养病亦不可能独立于自身也在“带病运行”的自然世界。而从自古以来疗养胜地多座落于环境优美的自然区域来看,人们向来都是借助于自然的力量来强身健体的,如今尽管高科技比比皆是,但却只能维护而不能创造自然。


同时,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也深深根植于大自然而须臾不可离开。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在自然大系统中生存、发展,而后才是人的社会存在,以自然环境为背景和基础展开各种人类活动,遵循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建设美好家园,追寻幸福生活,诚如古老的西方著作《劳动与时令》早就告诉人们的,人处在自然之中,一切工作都要合乎时宜,即与自然的历史和谐,与自然的现象共舞。这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前提,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精髓之一,即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依存于自然界。人身体中许多成分的基准和大地的成分基准是一样的,如大部分由水构成,水的比重占人体的71%,其比例相当于地球表面上水体与陆地的比例;人体肌肉、膜、脑和心脏、汗水与眼泪等,无一不反映出生命的同一配方,以致血液所含盐份的比例也与海水含盐比例大体相当。 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家彼得·卡恩,把人与大自然接触以及人在看到相同电视画面时血清水平的高低进行实验比较,发现与大自然实际相处比通过电视看大自然更易缓解人的压力,据此认为人“远离大自然可导致心理问题”(参考消息,2009.4.6)。其实这个问题人们早已有所认识并试图改变,如很多人为缓解工作、生活的压力,都有外出旅行更多接触大自然的体验,城市各种公园设计有山水地貌,培育大量花草树木,有保留形态和植被较完好的河流、山丘等,也是为了让人们获得近自然的感受。生态旅游正在风行,专家学者们对其概念论述见仁见智,乐此不疲,但行生态旅游者深入接触大自然则是其基本特征。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始终贯穿着对大自然的观察、理解、赞美,并创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先进哲学理念。若没有生物多样性,难以想象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的,几千年来中国的风景、植物和动物,一直都是故事、诗歌、艺术和绘画的灵感来源。这些自然遗产就如同长城、庙宇和宫殿等文化遗产那么重要和珍贵。


人类必须保护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地球生物多样性和各种自然生态系统,维护自然界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会有富庶的今天和美好的未来,人们的生活也才会更加丰富多彩。爱护大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涌流再生、大地一片富饶美丽,野生动植物得以繁衍生息、生命里程充满欢乐,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类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伴随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永衡话题。这是人类最基础、最根本的利益追求,并在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及其经济活动导致更多更大区域生态严重退化、野生动植物生存繁衍空间高度压缩、地球生命支持体系面临瓦解的当今自然生态形势下,更有着加倍做好的紧迫性。我们要回归人类及其经济社会体系只是自然界一个子系统的客观地位,不应以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和单向利用者自居,而要如实地摆正自己是自然界普通一员,尊重其他生命现象及其基本生存空间等条件需求,不能把所有的土地和水体等生存空间都变成高度张扬人类利益的地方,那样做是真正的“损人不利已”,对人类当前利益有损害,对人类发展前景有极大危险性,许多惩罚其实就在眼前。我们常常说尊重客观规律,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要尽量避免只是简单从人的需要出发,以人的一时一地直接利益或人的好恶为尺度,而必须考虑到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考虑到人与自然密不可分也不可简化的交互作用和互动关系,掌握合理的“度”,建立一种包含健康的人类躯体、精神和自然在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度”就是分寸,就是节制,就是礼数,就是平衡;“度”不仅是中国政治智慧,也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更是中国生态智慧的凝练表达。 也即最大限度追求人类生产活动和其他对自然有影响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发现、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这是一场伟大的变革,需要每一个人置身其中,身体力行,而不能置之度外。


人从自然界持续获得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同时,也提高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平衡经济社会欣欣向荣与自然生态生机盎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在近现代社会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基于对野生动植物都需要有适合本身生物学特征和生态学习性的栖息环境,自然生态系统都需要有其发生、发育并展现其结构与功能的地理空间的理解,在现有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区域,以国家保护目标为导向,科学选择适当地域建立拒绝人类继续开发破坏的自然保护区,以便从水土地域空间格局上保障自然生态系统奔涌展现、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等自然对象物最基本生态利益的需要。自然保护区坚持“以物为本”,显著地张扬和维护自然生态利益,其幸运地诞生和不断地发展壮大,代表着人们对人、地关系的新觉醒,清楚地表达了面对丰富多彩的自然世界,人类永远只是分享而绝不能独享地球伟大母爱的价值理念。发展自然保护区事业,就是告诫人们不仅要谨慎地、节俭地利用土地、水体、生物等自然资源,而且要积极主动地、合乎需要地为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繁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成、展现,留下必须的地域空间和环境条件,不去过多地干扰它,更不能有意破坏它。这不仅是因为人类深刻地认识到了生物圈、自然力的固有价值和自然生态系统在区域生态平衡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地球享有尊严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人类自己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享受幸福和快乐的需要。也不仅仅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那些因我们主动保护而仍然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态进程、自然之美和野生动植物,使他们能够和其祖辈一样继承更多的自然资产和发展之源,享有更好的生活和发展前景,更是当代人为了科学应对历史上最为宏大、迅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突出环境问题而采取的适应性对策,首先使自己身心健康更有保障,也籍此把自然的根基留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必须要有“自然”的一面,抢救性建立自然保护区,千方百计减轻、减免人类活动威胁,确保自然性不降低,保护有成效,是现在的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巨大贡献,也促进现实发展的可持续性,提高发展质量。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有赖于调整和变革人们的社会关系。同时,人与人的关系也受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要调整、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自然保护区事业,就是从主动控制水土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维护区域自然生态利益出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调整,即根据保护对象(包括珍稀的和受到威胁的野生动植物及其各种生境、自然生态系统、景观等自然遗产及有关的文化遗产等)自然分布模式,在尚存的或可以恢复的重要自然生态区域内,不以开发建设等人类经济活动为目的,转而追求自在的自然的存在价值,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丰度和活力,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促进包括直接利用自然资源在内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完好性和可持续性。科学建立、有效管理自然保护区,提供了大自然获得应有“权利”和道德关怀并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永久载体,为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广泛领域的发展构建了重要支持保障体系,并由此把人们关爱之心引向大自然,引向功能各异的各种自然生态系统和生命共同体中各种珍稀濒危物种以及各种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自然遗迹的保护。我们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强调人的利益而不重视维护自然生态利益,就不会有真正的人与人的和谐,也不会有长久的社会和谐。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以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自然保护区,已然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自然原貌中的精华所在和许多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惟一分布区,成为维护自然之常态和家享有基本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安全保障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坚实基础,也还有许多重要保护对象正待我们通过自然保护区方式给予有效的保护。




《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节选2



3  全民受益的公共服务



自然保护区通过赋予区域内土地(水域)明确的利用方向(在有关土地利用知识体系中,我们应当把有明确边界范围和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用地,也视为土地的一种重要利用形式,而不应当继续把土地利用形式局限在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上,除此两项外其它都是未利用地,这非常不利于保留高价值自然生态区域,也不利于自然保护区土地用途管理),除彰显自在的自然的存在价值及与之相和谐的利用形式之外,其他不能维护自然之常态、保存自然之精华的土地利用形式基本上被排除了,由此而成为区域生态系统自然性得以最大提升展现、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得以生存繁衍、各种自然文化历史遗产得以长期保存的特定地域。我们的地球家园中人类活动、人工设施已经无所不至、无处不在,强大的人工生态系统几乎统领天下,因而自然保护区这样的特定地域弥足珍贵,不仅是大自然的福祉所在,也为人类社会呵护了不可或缺的生存发展之源。从我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吃的食物、治病的药,到心灵慰籍、情感力量、诗意生活、财富创造等,凡源于和依赖于地球生命支持体系的各种事物,都已经和自然保护区密不可分了。保护区通过提供各种使用性公共服务(如研究、教育、游憩、生态示范的基地功能,遗传材料获得、作物授粉、生态系统生产力提高等直接效益,野生动植物保护、土壤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防风固沙、防洪抗旱、净化环境等各种生态系统服务间接效益)、非使用性公共服务(如生物多样性、自然遗迹、自然景观的存在效益,人类基于大自然的精神文化价值追求的实现,包括了解、享受、热爱自然,陶冶美好情操,获得科学、美感和艺术源泉,祖国与家乡认同素养等)和选择性公共服务(如可持续收获产品,后代人的多样化选择机会等),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高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并具有最大的可持续性。这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广泛的公共性,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基础,也作用于和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使人类社会持续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中受益。


过去,我们主要强调了自然保护区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特别是珍稀濒危物种及其生境等自然本体的保护功能,重视保护对象的自然存在价值以及供科学研究的价值,并延伸到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旅游参观等,比较忽视、缺乏和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及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等广泛领域联系起来看自然保护区的宏大视野。而实际工作中,鉴于长期重发展、轻保护的社会环境和开发过度、保护不够的生态现状,许多自然保护区工作者和管理机构也有把落实保护与促进区域发展的联系、保护区与所在社区的联系、自然与人的联系截然切割的倾向,出现自我孤立、脱离社会的现象,一些人甚至不适当的强调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封闭性、或主张通过社区移民搬迁,人为营造纯自然区域等。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然保护区的创意和发展,是相对于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建设土地占用而立足的,在建立和运行管理自然保护区的目的中,人们不应该再去追求直接经济利益,否则就不是以自然为本。但这并不是说自然保护区就真的会远离社会现实和公众视野,客观上所有保护区都存在着与现实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质量、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功能,其实际作用范围、影响力要远远超出我们一直突出强调的自然本体保护功能,并使加强保护的缘由更具现实性、人文性、迫切性。如有利于国土资源合理利用和恢复退化生态区域,改善生态平衡,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深度发掘大自然科研、教育、文化功能,进而推动科学研究、学校教育、艺术创作,提升人文精神力量;有利于所在社区、区域构建包含可持续性和诗意生活在内的发展模式,具体地示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这些联系是自然而然的、有机的、普遍存在的,亟待我们进一步发现、提炼、总结、宣传、推广。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自我封闭、埋没,要在确保实现自然生态长远利益的同时,积极争取使保护工作明显有利于提升人们可持续发展见识,有利于促进保护与现实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更紧密联系,为自然保护区事业长远可持续发展增色添彩。


事实上,世界各国已经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正威胁着很多自然保护区的生存,必须将区域发展与自然保护联系起来一并考虑,把保护区看作是更大区域可持续发展计划的组成部分,增进与保护的协调性。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自然保护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要把保护与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广交伙伴实施共同管理,充分发挥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人民造福。2003年第五届世界保护区大会的主题——保护区的利益超越边界,就是这种含义,主张自然保护区不应当继续在各种退化生态系统包围下作为一个绿色孤岛存在,而必须与周围地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单元,为繁荣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贡献力量(王献溥,2003)。2008年10月在韩国召开的《湿地公约》第七届缔约方大会认为,加强湿地保护必须与生态、经济和社会等相关问题密切联系起来,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公约科技评审委员会报告指出,要把湿地保护与解决水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减少贫困等结合起来,而不是将其作为孤立问题来看待。这些观点符合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中人地关系实际情况,在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保护面临更大经济发展压力的我国,更有针对性和指导性。自然保护区必须摒弃单纯自然生态利益观点和不切实际的盲目清高,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全面的方法,系统考察、研究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消耗增多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等大环境、大背景下自然保护区事业的社会定位、运行特点和健康发展之路,实事求是确立自然保护区所具有的与现实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广泛公共服务功能,不断予以积极地发现、热情地培育、科学地阐述解释、广泛地传播告知,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了解、接受、有兴趣。这应该是自然保护区工作尽快深入人心,赢得社会公众基本尊重,有效应对巨大的资源开发、经济建设压力和无时无处不在的经济利益觊觎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一项战略性思维。






《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节选3



4  社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基地



虽然“自然”跟随地球演化了46亿年,最早的“人类”溯源也就几百万年历史,“自然”远早于“人类”而存在,但一个具体自然、半自然区域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由政府批准设立并运行管理,预防“人类”为了经济利益而将这些需要保留的“自然”区域开发破坏了,在我国还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那些适合人类生存发展和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人口定居及其经济社会体系早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就已经存在了,有的历史久远,其山、水、田、林、路和残存自然区域共处同一地域,有的插花分布,有的相互交加,拥有共同的地理空间、生态系统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尤其从事生物性产业的农、林、牧、渔业传统社区(为了叙述方便,有时也称当地社区、社区等),以土地、水域、山场为劳动对象和活动舞台,许多自然保护区或其部分区域,历来就是社区存在的依据,水土地域空间、自然生态系统既是保护区的自然价值构成,也是社区生产生活场地、支持条件或物料来源。勤劳、智慧的社区居民一直以来主要依靠当地自然资源维持生计,创造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地域文化,包括具有生态合理性的资源利用理念、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存模式、技术体系等,大多以与自然和谐为主线,很少有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更没有对自然生态系统实施翻天覆地式的人工改造。有关部门曾经在渔区对是否实施禁渔期、禁渔区制度进行调查,结果反对禁渔的都是外来人员,他们有捞了就走的思想,不像当地人那样想的长远;大量猎杀野生动物,也多为外地人所为,当地人一般把野生动物会看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和免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一样;及至全国数万个散布农村的自然保护小区,都是社区居民祖辈们留给后代的自然资产,仍然秉持着社区自建自管传统,而更多现代自然保护区得以建立,其早期推动和实施保护者也大多是当地人。


正是社区群众对人与自然相依相存关系的深刻体会,对破坏自然生态、恶化自然环境感同身受而坚持不懈的保护,经历久远的风霜雨雪才留下了许多继续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和野生动植物分布较多、山水景色依然秀美的自然、半自然区域,供作为后来者的我们赋予其崇高的区域性、全国性、世界性自然保护地位。和典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相比,这些地方也因为自然条件或经济区位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展,过去一直没有或尚未来得及进行重大生产力布局,有计划重点推进的经济开发建设较少,传统社区因其人口数量、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发展模式对自然的不利影响有限,亦帮助成就了现在能够在这些地方划区保护自然的优势。当然,这并不是说建立自然保护区就一定要包含社区,没有社区保护区就不能成立。


社区意味着人类活动,是自然生态干扰源之一,而从字面上讲,自然保护区就应该是没有和不受人为干扰的自然区域,管护的首要目的也在于防控各种开发建设,维护区域生态的自然性,展示自然界固有价值,保障野生动植物生存繁衍条件,并在区域生态平衡中发挥作用,为现在和今后的人们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特别是我们对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关系的认识和管理理念,还没有发展到一些国际保护组织所说的那样,“扩大保护区的覆盖范围,将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纳入行动中,将是加强自然保护、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抵抗力的最有效方法。” 因此在指导思想和实际操作上,是尽可能避免、最好不包含社区,不少人对保护区社区甚至采取极端排斥态度,把包含社区因素诟病为自然保护区划建不科学,经常以“依法管理”、“生态移民”(有别于政府的扶贫开发、撤乡并村和林区森工企业撤并等)或“科学调整”、“调整有利于保护”等说辞,试图隔离社区与自然保护区。也有很多人埋怨、怪罪社区,把自然保护区政策不完善以及政府主导在保护区进行新的开发建设,致使威胁因素不减反增、保护不佳等,归结为社区因素过大、人口过多等,社区背了一大堆“坏帐”。


但是无论你怎么说,几乎所有的自然保护区都还存在社区体系,有的甚至很庞大,农、工、商、贸、乡村、城镇、医院、学校、铁路、公路、港口等一应俱全。虽然一些地方结合保护需要、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地质灾害预防等,对保护区居民有搬迁,如福建梁野山保护区近年来搬迁出群众648户3044人,核心区已无人居住,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保护区与社区相依为伴、自然保护与社区人类活动并存的局面难以有根本性改变。根本原因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广泛而深刻的我国,纯自然的经济社会等人类文化没有涉足的区域已经非常少了,过去曾听说青海可可西里是无人区,根据现在看到的资料其实也不是,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东部和东南部边缘地区一直就有季节性放牧活动。因此,如果排除了社区系统,以国家保护目标为导向,许多自然保护区就不能成立,即便成立了也会因为地形支离破碎,有自然性而没有生态完整性,效能有限或起不到更大作用。而且不禁止和限制新的开发建设项目,即便没有农、林、牧、渔等传统社区,也会有工矿企业生产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休闲度假区、城区等新的社区,然后再分割排除,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更警示我们在已经存在社区的自然保护区,不要试图进行人与自然的截然分割。


既然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从建立之时起,就不是完全自然的区域,连那些地域辽阔人口较少国家的各种保护区域也不完全是无人区,自然和社会背景大体就是如此,所以才有自然保护区事业的兴起,考验我们的生存智慧和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能力,我们应该愉快地接受社区同保护区交加共存的现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社区系统。从生物多样性概念出发,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以人为本和以自然为本是统一的,不能因为建立保护区张扬自然生态利益就把人搬迁他处,有些社区人居系统不在保护区地域范围内,但生产和资源利用区域在保护区,也不能因为保护就截然割断他们与当地资源、环境长期形成的依存关系。从历史演变看,社区和当地自然环境已经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融为一体,既有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也有原生性较好的自然生态区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分布,与典型经济社会发展区域所不同的是,自然生态系统占有绝对优势,资源利用和生产方式与保护方向比较一致。从现实看,尽管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矛盾空前尖锐,人们对地球生命支持体系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表示担忧,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受到现代化进程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很大挑战,使加强自然保护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诉求,在一个尚有自然生态系统留存也有社区分布的区域交加推出,进一步激化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冲突。但就一个具体自然保护区而言,传统社区体系如果不是过于庞大,没有驱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利益外流的大规模商业化开发建设活动,继续保持自然之常态的主体性,那么传统社区的发展与自然保护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相互有不利影响,可是也有很大的融合共生性,从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自然保护区甚至被“移区搬迁”的保护区看,没有事实表明是社区群众在其中起了什么不好的作用,他们很可能和自然本体一样,同为受害者。所以,我们要科学把握传统社区在保护中的地位,不能笼而统之把社区对保护的不利影响看得太重,自然保护区本身是矛盾的产物,在矛盾中寻求生存之道,社区是需要处理的矛盾之一,但属次要矛盾。


《生物多样性公约》“就地保护”条款中,强调要尊重、保存和维持地方社区体现在他们传统生活方式中与保护和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并促进其广泛应用、获得惠益的规定等,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排斥所在社区,尤其要使他们受益,是有国际共识的。一些国内外保护组织和自然保护区大力推行、积极实践社区共管机制,保护区管理机构与社区群众建立伙伴关系,保护区扶持社区发展经济和公益事业,社区主动参与保护区管护,使许多保护区由过去与社区的尖锐对立转而实现互利双赢的大量事实,也证明为了保护自然而把当地社区与自然保护区彼此孤立甚至截然分割是完全不必要的,二者可以协同共进,社区尤其可以帮助保护区更有效地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减免那些破坏自然生态也损害当地人利益的开发建设,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可持续保护,并以保护为所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以人的利益趋动性、开发建设主动性以及面对不能自我主张权益的自然对象物所表现的强大力量,人已经占尽地利优势,如果我们在保护中还不切实际地过度追求保护地域的纯自然性和封闭式管理,那就是欲速则不达,将掉入陷井而无从保护。现在,许多主张调减自然保护区面积的人、不愿意新建保护区或提高现有保护区级别的人,就是以有人类活动而不符合保护区要求为理由的,听起来冠冕堂皇而实则非常不利于保护,照此逻辑许多有潜在开发利用价值、能够带来现时经济利益的保护区都将面临一次次“修理”或无法建立。


当然,这样认识自然保护区和传统社区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否认二者互有消极和不利的影响,保护区的建立及其运行管理、充分实现保护目标,一个重要工作方面就是要对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相互作用进行生态学辨识、规划和管理,努力寻找双赢的知识和经验并付之实践,在加强保护中服务于社区发展,极大地化解消极因素,弘扬积极因素,特别要能使社区群众感到自然保护区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以便获取社区真心实意地支持并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保护者行列,一起形成不可抗拒的强大保护机制。只要指导思想正确,政策措施到位,使社区群众依托保护区赶上全国发展的步伐,自然保护和社区发展就能实现真正的双赢,保护区就不仅是保护了自然生态和野生动植物,而是有可能成为促进社区乃至一个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基地,作用就会更大,生命力更强。





《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节选4



第二编  生存战略



在自然保护区语境中,“保护”远非普遍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所能涵盖的,而是有着具体地理空间、代表性(主要)保护对象、长远保护目标和选择性管护措施的保护,主要是最大限度地禁止和限制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可能改变保护地域自然原貌和自然生态进程的人类活动,据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张扬自然生态利益。自然保护工作基于保护区已经发展出多项功能,包括支持科研教学(发挥生物学、生态学、历史文化样本和基地作用)、开展宣传教育(自然科学及人文信息展示、传统文化、知识传播与环境教育、参观游览、文学艺术创作)和促进社区发展(促进交流、替代产业)等,但第一位的任务仍然是有效管理人类威胁,防止开发破坏,维护区域生态的自然性。自然保护区不是单一保护功能,但实现保护是前提,其他都围绕保护、为了保护或得益于保护而展开,并且建立在保护目的充分实现基础上。因而,在传统经济学原理和一般知识体系中,自然保护区除具有自然资源的贮备功能外,不是现时经济活动的展开、发展的促动、财富的积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经济的“负消耗”,是站在大干快上等经济活动“对立面 ”的。如一个依法建立并有管理的自然保护区,依法具有不作为典型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以及不接受开发建设活动干扰、破坏的优先性,也就是不能进行对自然对象物可能造成实质性危害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生产建设活动,针对各种可能的开发建设计划要进行充分有效的协调、优化,要未雨绸缪地主动监管可能的开发建设威胁,该禁止、限制的要坚决予以禁止、限制,千方百计防止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冒犯、经济利益对生态利益的冲击。然而,我们整个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也还是发展,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真谛,不发展就没有出路。所以,一个具自然价值和保护价值的自然区域,尽管从直接自然生态利益和间接人类利益出发,将其作为自然保护区意义重大,但如果这一区域同时蕴藏有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并且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基于现时发展诉求和经济利益驱动的人类社会的觊觎和威胁。自然保护区为防范这种觊觎和威胁的事实发生而建立,并且耗费人力、财力持续进行着管理,然而某些情况下,仍逃避不了现实经济利益诱惑下各种形形色色的开发建设活动的挑战,时刻存在着失去“自然”性而变为发展区域的风险。


客观上的原因在于,构成和承载保护区自然价值的地域空间——土地、水域和内生其中的或经过的(如风)生态系统组分——森林、草地、水体、矿藏、资源性野生动植物、各种景观及一定厚度的地表(沟通地表、地下水)、一定高度的净空(与鸟类起降飞行、植物生长、景观保持有关)等,同时具有经济资源要素属性,可以作为财富之源,用于经济社会建设,转化为现实经济利益,直接服务于人的生产生活,并且“为了人”的目的性很有吸引力,其作用、意义很容易被放大。这种自然生态利益与人类社会经济利益在一个具体自然生态区域、具体自然对象物上的同源性特征,使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运行管理牵涉到了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以及眼前与长远、个体(集体、团体、企业、单位)与社会、局部(地方、部门)与全局等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在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问题上也常常表现强烈的两重性特点,当着保护和发展、和经济利益没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倡导和落实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自然保护区初建首先得到所在地政府大力支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下而上的产生模式表明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各级机构编制管理部门根据需要批准设立自然保护区专门管理机构和适当的人员编制、各级财政部门尽可能安排保护区运行管理所需经费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当保护和发展有矛盾时,情况就开始变化,是继续维护自然生态利益还是寻求“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经济利益,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坚持保护的,也有千方百计放弃保护的。人们常说发展与保护是对立的统一,可以并行不悖实现双赢,这只能是抽象概念和宏观把握,不能代替处理具体地点、具体保护对象与具体开发建设项目间的具体矛盾冲突,因为已经很具体了,双赢的目标趋向会受到双方相互掣肘限制。人们也总结人类几千年文明史,面对严重环境问题高度重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不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尤其突出强调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但这并不代表自然保护区必然会优先于经济社会发展,在各种矛盾冲突中都能胜出,确保顺利到达目标彼岸。所以,现在自然保护区事业虽然在总体上取得较大成就,但许多保护区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些自然价值高度没有得到很好维护,有些甚至遭遇被开发破坏的厄运。


我国自然保护区工作走到今天,虽然在完善目标覆盖、全面发挥各项功能上还存在不小差距和许多困难,如保护目标导向下合理的空间布局和面积规模,珍稀濒危物种的生境改善和种群复苏,土地使用权人经济利益受损后的(生态)补偿及区社和谐关系的构建,科研监测、宣传教育要达到的高度,旅游休闲、影视拍摄等非资源消耗性利用活动的合理掌控,进一步完善工作体制、机制以降低成本、提高效能等。但除有针对性新建自然保护区适应一些自然对象物的抢救性保护需要外,最紧迫也是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正确应对与发展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切实维护自然保护区不被实质性开发破坏的大局。大家都在讲加强保护区管理,也有不小的人、财、物成本开支,但许多自然保护区地位并不稳定,尽管它由人自主设立,可是人亦常常还其以眼色,新的开发建设不断,一些保护区被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了自然之常态,成为典型的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甚至出现“保护区”变成“开发区”的现象(中国环境报,2012.3.16),自然保护区也需要被保护的呼声不绝于耳。这是关乎自然保护区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在何原则下来处理自然保护和发展、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决定性因素在于人,在于决策者的睿智和坚守,也在于广大公众的决策参与。以发展压保护,不坚持保护,放弃保护,是错误的,谁也担当不起此一历史责任;脱离实际搞过度保护,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将加剧更大范围内人与自然的矛盾;不能合理救济为自然保护区事业做出贡献的地方和人民尽快赶上全国发展的步伐,仅靠他们的热情和自上而下的要求搞保护,亦绝难长久坚持。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面对保护与发展业已存在的和有可能新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和利益冲突,努力从指导思想、经济政策、体制机制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提供良好的保护环境,呵护自然保护区事业一路走好,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我国现代自然保护区事业虽然已有几十年历史,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也已达到约15%,但和悠久的人类文明史相比还很幼稚,在到处充满着的人类活动威胁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自然保护和保护区还需要在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主体运行模式以及不同行业、部门、地区、社会群体甚至个人利益的矛盾磨合中曲折前行,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对此应该有充分的估计,有能力科学应对各种情况并大有作为才对。





《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节选5



6.2.2 和谐保护



自然保护区事业是政府主导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大举措,理论上讲是目的性很强、有针对性措施、效用也应当显蓍的自然保护方式,因为我们所有社会活动、政府管理大方向体现的都是以人为本,唯自然保护区大方向是以自然为本。如果忽视和否认保护区以自然为本的本质,在与开发建设的激烈竞争中它就无法很好地代表自然生态利益,甚至会失去正当性,也就无法实现国家保护目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自然保护区“禁止开发区”的地位是有充分道理的。针对申报拟建立自然保护区所在区域可能有开发建设计划而否定保护区的建立,以及迁就开发建设项目调整已有保护区范围,曾有人仗义执言,说假如北京故宫的下面发现了石油,难道要把故宫拆了不成?在一个理性社会,当然绝不会为了开采石油拆除北京故宫,因为后者具有永衡的价值。情同此理,按照国家保护目标地理分布及受威胁情况,该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一定能建立,顺应自然对策发展需要应该采取的人类威胁减免措施一定能落实下去,即便有更大的经济利益也要规劝利益相关方忍痛割爱,当仁不让确保实现保护功能,就是自然保护和保护区相对于经济利益及其人类活动的优先性,就是坚守保护的“生态底线”。而从实践看,为了自然生态利益,把一些经济活动区转为人与自然共同利用区或生态恢复区也是完全可能的。如2000年前后,借着退耕还林还湖政策,新建了不少恢复性保护区,一些保护区为形势使然也多有退耕表现;与保护区有交叉的一些油田,采完油后恢复油井场区土地生态功能,继续纳入保护区管理;农村进行分散居民点的适当集中归并,撤并自然村发展中心村,迁村并点以及扶贫开发中腾退出的土地,也有归并到邻近保护区作为自然保护用地的。由此而一个自然区域,即便有重要经济发展潜力,如丰富的土地、淡水、能源(特别是水能、风能)、矿藏、生物、旅游资源或不可多得的深水良港、绝佳厂(场)址、坝址等,但区域本身同时有彰明较著的自然生态利益需要予以特别保护时,也不能说就放弃保护不建立保护区,或者任何人类威胁都得不到管理,甚至调整或整体撤销保护区。这既为实现国家保护目标所必须,也有经济上的充分可行性,“所必须”代表着自然保护价值追求和国家长远利益,是绝对的,“可行性”代表着经济社会成本和现时经济利益关系,是相对的,可以再选择,所有经济活动其实都有替代途径。社会对大自然仍然充满着爱,我们对自然保护区的未来充满信心。


但是,自然保护区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现状下的划区保护,本身虽然追求以自然为本,却存在于全社会以人为本的汪洋大海中,每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每一天差不多都受到程度不同的人类活动影响,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可以想当然成为世外桃源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批建和运行管理,不是只划界立标、保护区域生态自然性和野生动植物自由生存繁衍空间良好性的孤立事件,而是涉及社区居民生产生活、所在地甚至更大范围人和事的现状与未来,也会经常面临社会上各种商业性开发建设诉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自然和人民大众,是一个国家最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从人的一般价值取向和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无论政府治理还是公民社会,都会寻求保护和发展也即自然和人的利益的最大平衡。过去一个时期,人们只顾实施人类自己的对策,战天斗地,竭泽而渔,破坏生态平衡,威胁地球生命支持体系安全,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已被唾弃。但是,人们也不希望经由自然保护区张扬自然生态利益,创造有利于自然对策发展的条件时,对人的现实利益造成太大影响,果真如此也是自然保护区不能承受之重。自然保护区以保护为主、兼顾发展,确保自然对策最大化,又要应对人类对策最大化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不仅有社区经济社会体系,社会上涉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诉求也很多,有的事关基本民生问题,有的属相邻关系,有的是公共利益,更多的为商业利益,不能全支持,也不能全反对,要以事物本身的合理性及实际生态影响尽量科学把握。如果限制和禁止事项太多,传统社区主人翁地位流失,生产生活受影响甚至生存困难,就背离了以人为本,一些相邻关系方、公共利益方也会有更大意见;但是没有具体管控要求,不画杠杠、没有政策,就起不到保护的作用。而土地和水体都具支持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复合功能,其中某些功能是相互独立乃至对立的,当开发利用强度较小且用途比较单一时,和自然保护的矛盾不明显,当集约和过度利用时不能兼容保护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如导致土地功能改变、草场退化、森林消失、水面干涸或水体富营养化、动植物适宜生境减少;河流自然特征改变、生境隔离、洄游通道阻断、大型水生动物失去避害趋利的生境条件和生物功能(如声纳失灵)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生态后果更为严重的其他开发建设活动,可是当经济利益促使过度开发旅游时也会出现破坏。


自然保护区从人与自然矛盾中来,继续纠结在利益冲突中,需要有“生态优先”的思想和决策方向,“生态底线”的坚守,也需要处理涉及到的发展建设、经济利益等具体问题,这就有个以自然为本前提下,如何管理人类威胁也即如何体现、落实、达到“保护”的问题。从历史经验、社会现实和自然生态发展对策看,自然保护区工作既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思想和决策方向,牢牢把握生态底线不突破,争取最大可能的保护,促进自然对策最大化;也要尽可能增强与发展的协调性,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为了一些不必要的更严格保护举措或价值不大的重置性保护,引发更多新的矛盾冲突,确保在实现保护目标的过程中,对人类现实利益的制约、冲击是理性的、合理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公论都可以接受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在人的生存发展也面临许多限制因素、经济社会现状不怎么令人满意的人类社会体系中开展自然保护,维护自然对象物利益,要以科学的态度、最大的诚意,从理论和实践上追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基本利益诉求更为和谐的自然保护,树立更容易为可持续发展社会主流意识所接受和人民大众更喜爱的自然保护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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